探秘西域：沙漠中的绝代双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9.9总第115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从新疆喀什城区出城，往东北方向驶去，经过几个村庄之后，便进入茫茫戈壁。在一片又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与黄土台地之间，公路平坦地向远方延伸，四周罕有人烟，只有南疆铁路上的火车偶尔轰鸣而过。这就是典型的南疆。

在全球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绝大部分面积的南疆，从古至今，人类聚落都只在沙漠边缘的绿洲里零星生长。聚落与聚落之间，是绵延不绝的沙漠和戈壁，水源和植物的绝迹，使得人类难以在此停留。因此，在这样一片土黄色背景中，陡然出现两座高耸的人类遗迹时，就不得不令人感到吃惊，乃至困惑。

见到这两处遗迹时，已经出城33公里。在公路右侧约一公里之外的荒野中，它们屹立在一座天然高台之上。围着这两处遗迹，建了一圈广袤的白色围墙，人们只能在墙外隔着数百米远眺。2001年，这片遗址就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两处遗迹一座是圆柱形，一座呈方形，都是黄色土坯建成，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它们到底是什么？有人猜测是炮台，也有人以为是烽燧，当地老百姓觉得圆形的遗迹像个烟囱，干脆用维吾尔语中的烟囱——“莫尔”——为其命名，流传至今。最近的村庄也因此得名莫尔村。

真正为它们揭开谜团的，是一群考古学者。“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佛塔。”8月中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站在两座塔下笃定地说道。

2019年起，肖小勇带着考古队在莫尔寺遗址启动考古发掘，持续至今的发掘，已经基本揭露出整个莫尔寺遗址的面貌，这是新疆最早的佛寺之一。

这两座至今仍在烈日和风沙中耸立的土塔，封存了七百年汉唐往事，如今，往事正在复活。

绝代双塔

在这里，只能听见风的声音。目之所及，极少有存活的生物，只有零星的沙棘草顽强地匍匐在地，壁虎在沙地上迅速窜行。

风很大，以至于无法搭设遮阳棚，会被大风整个掀翻。一览无余的沙漠烈日下，考古队员像蚂蚁一样被炙烤，方圆数里，一片阴凉地都找不到。他们用大檐帽、防晒衣、面罩和冰袖将自己“武装到牙齿”。手铲在地面上轻轻一刮，风就带走了刮起的尘土。这或许是这种严酷环境对考古唯一的便利之处。

这一天，考古队员正兵分三路，在两座塔周围的探方里忙活。两座塔坐落在约8米高、4万平方米面积的洪积台地上，台地最前方的“犄角”，是当下的重点之一，这里有可能是整个莫尔寺的大门。手铲清理过的地面上，一片排列整齐的夯土砖紧贴地面，“有可能是整面墙倒了下来”，肖小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是通过这些埋在尘土之下的砖块、墙基、台阶，以及不同功能区留下的土质土色差异，考古人员逐渐接近莫尔寺本来的面目。5年多的考古发掘中，他们已经发现了十几处房屋遗迹和约3万件遗物，包括残破的佛像、钱币、丝织物、动物骨骼和大量生活用品等。碳-14测年结果显示，莫尔寺应始建于公元3世纪中叶前后的东汉末年或三国时期，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晚唐被废弃，最早的圆形佛塔已经有1800年历史。

考古人员发现，双塔和建筑遗址的内外墙都抹过白石灰，从外部看，曾经的莫尔寺建筑群一片雪白。“高台上那么大规模的佛寺，所有佛塔和房子全是白色，你想想，在一片黄沙中、在晚霞中，那是什么感觉！”肖小勇说。

圣洁，明净，梦幻，一道视觉奇观。从汉末至晚唐，这里都是一座繁华的白色寺庙。四方百姓汇聚到此，怀着虔敬之心面对佛塔和神像顶礼膜拜，让他们得以抚慰内心，获得平静。

现在，人们已经能够大致还原莫尔寺鼎盛时期的样貌：登台阶，进山门，穿过一片房屋，一座圆形宝塔屹立在佛寺中部，塔下有中心广场，方形宝塔偏居北侧，圆塔与方塔之间，坐落着成片的佛殿和僧舍。莫尔寺西侧、南侧和北侧都紧邻陡崖，8米高的陡崖下方，宽广的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一马平川。东面如今是砂石铺成的缓坡，缓坡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水土流失所造成，在当时，莫尔寺或许整体都屹立在高台上。

圆形塔即俗称的莫尔佛塔，现存遗址高约12米，靠近地面处的塔基边长约12米。从下至上，分别是方形塔基、圆柱形塔身和覆钵形塔顶，三个部分渐次缩小。总体来看，圆塔幸运地保存下了较为完整的结构。圆塔西北60米处的方塔则残损严重，塔顶和四面都已毁坏，残高约11米。方塔原本比圆塔大很多，残存的底部边长约21.8至23米，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塔底四周，发现坍塌的土堆之下还掩埋着一层台基，边长39.96米，塔形更显厚重巍峨。

这座方塔的建筑风格从何处来？有专家认为，方塔与吐鲁番高昌王国佛寺台藏塔遗址有类似之处。而肖小勇发现了一个巧合。公元6世纪，笃信佛教的北魏皇室在洛阳兴建永宁寺，建造了高度达147米的天下第一佛塔。这座由皇家兴建的巨塔，或许成为一种官方形制。永宁寺塔建成十余年后就毁于大火，但据考古发掘，永宁寺塔台基边长为38.2米，而发掘出的莫尔寺方塔台基边长为39.96米。“近40米长度只误差一米，而且测量也会有误差，且年代接近，会不会有某种联系？”肖小勇猜想，它们是否使用了相同的量度，“当然也只是一个猜测。”

1900年，斯坦因来到莫尔寺遗址，测绘出莫尔寺遗址首张平面图，记录了两座塔和四处建筑遗址，认为其中两处是佛殿。肖小勇说，根据伯希和的日记，斯坦因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地点是佛塔旁边的一幢房子废墟。

6年后，伯希和也来到莫尔寺遗址，安排十多名民工对几间小房子遗迹进行清理，在斯坦因发掘过的房子遗迹中，又发掘出一些石膏塑像残片，在另一个房间遗址中出土了一尊巨大佛像的衣饰、手指和耳垂等文物。现在，圆形佛塔西北仍有三处明显的建筑遗迹，残墙高于地面0.77至1.5米，其中两处有3个大坑，可能就是斯坦因和伯希和挖掘的地方。

正史记载，东汉洛阳白马寺是中原第一座佛寺。正史也记载过，北魏洛阳永宁寺有一座宏伟的佛塔，是当时世界最高建筑。但正史里并没有一座名叫莫尔寺的汉唐寺庙。

实际上，在史官难以注意到的西域南道的一片绿洲中，这座寺庙也有着显赫的过往。

疏勒寻踪

考古队里除了领队肖小勇，主要由博士生和研究生组成。十几名20多岁的学生，住在十几公里外乡政府的驻地。上午7点，考古队员开着三辆越野车抵达遗址保护区，打开大门，又行驶了近200米，接近考古工地。

“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初唐诗人骆宾王曾在《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中描述过疏勒行军的阴郁和迷茫。一千多年后，诗句描述的景象，仍然写实地每天在喀什上演。

这里正是疏勒。

为什么在古代疏勒，会出现一座有1800年历史的佛寺？

汉朝时期，佛教最早传入新疆的地方，一是于阗，一是疏勒，两者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疏勒就在今天的喀什地区。肖小勇说，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疏勒交会，然后西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以远地区，连接起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

如今，喀什位于中国西部边陲，出城便是帕米尔高原，高原西侧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莫尔寺所在位置，正是中亚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带。而在中西交往史中，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文化传播之路，甚至改变了中华文化的面貌——佛教就是这么传入中国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随后传播到中亚。

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到唐代玄奘经过时，疏勒已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在西域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疏勒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说云冈石窟有很多犍陀罗风格的元素，但这些犍陀罗元素是直接从犍陀罗地区过去的，还是经过西域传播过去的，现在还说不清楚。但犍陀罗风格肯定不是坐着飞机就直接到云冈、到龙门。”肖小勇说，“所以要找到根源，首先要去找距离犍陀罗最近的地方、最先接受犍陀罗影响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疏勒。”

莫尔寺始建于3世纪，是东汉末年或三国时期。佛教传入汉地是公元前后的事，中原第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建于68年。考古成果也显示，东汉前期西域还没有明确的佛教遗迹。佛教史学家许理和曾作出解释，因为当时西域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来维持僧伽组织。2世纪时，西域迎来人口大爆炸，这或许得益于汉代密集型灌溉农业的传入，僧伽组织具备了建立条件。2世纪后半叶，佛教开始流传西域，几十年后，莫尔寺出现了。

站在莫尔佛塔所在的台地上，肖小勇指向远处说，距离此处5公里之外就是汗诺依古城，那是一座始建于唐朝、一直使用到11世纪之后的古城。但凡大型佛寺，都离不开大量人口的供养，虽然此地今天已经荒凉萧索，但古代曾是一个人口聚集之地。

2018年至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大学、新疆文物考古所和喀什文物局曾联合组成团队，对喀什东部的汗诺依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目的是寻找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镇。考古人员认为，此处有可能是唐代文献中的“汉城”，在“大汗诺依”视角下，恰克马克河北部的莫尔佛寺、江格勒遗址、开普台哈纳遗址、坎儿井遗址均为汗诺依遗址的组成部分。那将是一个方圆数十公里的大型聚落。

消逝

2021年，在发掘周边建筑遗址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准备向莫尔寺遗址的方塔伸出探铲。

他们清理了方塔的底部周围，发现大量木屑、楔形木片，推断方塔四壁或顶部原先很可能有木构设施。靠近地面还有很厚的烧灰层，烧灰层下清晰显露出铺砌整齐的土坯结构。这一发现解决了关于莫尔寺的一个关键问题——它是因何被废弃的？

这些烧灰意味着，莫尔寺很明显是被烧毁的。

佛殿和僧舍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烧灰，灰里还有木棍烧完的碳化物，推测是房顶的木材。焚烧莫尔寺的这把火，是人为的蓄意破坏，还是天灾人祸的偶然，现在已无任何证据可考。

历经七百年，繁荣的莫尔寺自此在疏勒隐入尘埃。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这段晦暗的历史被重新上色，显影出佛教传播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比如，莫尔佛塔与中原佛塔不同，留下了更为鲜明的中亚乃至印度佛教烙印，是一个早期佛塔的标本。

圆形佛塔这种形制在中亚有迹可循，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的喀拉特佩佛窟第2号窟墙上的涂鸦画中，就出现了与莫尔佛塔形制十分类似的佛塔。这表明莫尔佛塔的蓝本，很可能来源于中亚阿姆河流域一带。

这种圆塔，被称为覆钵式塔。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过一段故事，一般被用作对覆钵式塔来源的解释。相传，佛陀悟道成佛后，前往菩提树下和鹿园，两位追随他的长者将要回本国，向佛陀请教礼拜敬奉的规矩仪式。佛陀拿过比丘三衣中的“大衣”僧伽胝，叠成方形，铺在地上，又用同样的方法在上面平铺“上衣”郁多罗僧和覆膊衣僧却崎，最后在顶上倒覆食钵，竖立锡杖，指示按这种次序造塔。二人遵从佛陀之命，返回自己的城中，根据佛陀的指示修建佛塔，这就是佛教中最初的塔。

如今，通过无人机的拍摄，人们能看到莫尔佛塔塔顶正中有一个方形洞口。这不免让人猜想，顶上是否曾有过别的装置，作为锡杖的隐喻。“原来是否还有宝匣、相轮等设施，已经难以确定了。”肖小勇说。

莫尔寺绵延数百年的建造历程，也与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相吻合。

考古工作者根据发掘结果推断，莫尔寺是逐步修建而成的。早期，位于遗址中部的圆形莫尔佛塔最先修成，周围随之营建起僧舍，寺院布局以塔为中心。当时正值佛教建筑传入喀什之初，以犍陀罗样式为代表的中亚佛教影响显著。到中原魏晋时期，公元4世纪前后，寺里增建了两座“回”字形佛殿，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基本朝向圆塔，似乎与圆塔保持着某种呼应。此时，莫尔佛塔依然是寺院空间布局的中心，但佛塔已不再是唯一的朝拜对象，佛像崇拜也兴盛起来。

莫尔寺最后一次大兴土木，已经到了唐朝，兴建起一座长方形大佛殿。这座佛殿位于双塔之间，靠近方塔，正门朝向东北，已经脱离了对圆塔的关照。大佛殿成为新的寺院中心，供奉着两倍于真人大小的佛像，以莫尔佛塔为中心的格局彻底改变。

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佛像崇拜的出现是一个时代转换的节点。佛教诞生之初，并没有佛像崇拜，佛塔就是佛祖的象征。直到公元前后贵霜王朝统治的犍陀罗地区，信众融合希腊雕塑创造了佛像，而供奉佛像的佛殿、佛堂、石窟等，成为寺庙新的中心。这一时代转变与莫尔寺的嬗变更迭相呼应，勾勒了佛教文化和艺术一步步传入中国的足迹。

莫尔寺佛殿遗址不仅出土了佛像，也出现了“开元通宝”钱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武则天曾以《大云经疏》作为称帝宣传的工具，令天下诸州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肖小勇推断，莫尔寺这间佛殿，有可能就是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大佛殿确实具有中原佛殿的平面布局特征，初步判断属于汉传佛教建筑，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更多证据。

莫尔寺遗址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膏佛像残片，包括佛头、脸、头发、衣物、手、腿脚等部位，巨型佛像比真人还大，而小佛像仅有数十厘米。肖小勇说，这些佛像显示了犍陀罗风格和中原风格的特点，是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发现，将成为研究佛教艺术传播和演变的新资料。

“莫尔寺对于佛教传播史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原的佛教建筑怎么来的？佛教造像、佛教艺术是怎么传入的？我们要找到源头，找到发展的轨迹，莫尔寺肯定是一个重要节点。”肖小勇说。

佛教传入新疆之后，很快在喀什地区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逐步变成了疏勒、龟兹等西域早期地方政权的主流宗教文化形式。自新疆开始，佛教向中国内地广大地区的再次传播，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发展历程。

“古代新疆曾是佛教繁盛之地，几乎所有绿洲王国都奉佛教为国教，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旷世的高僧。如龟兹的鸠摩罗什，于阗的实叉难陀，都是兼通经律论三藏的大法师，他们来到中原，大力翻译佛教经典，对于中国思想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说。

近年来，新疆佛教遗址考古陆续有新的发现。肖小勇介绍，调查和发掘的重要佛教遗址包括库车苏巴什佛寺，哈密的庙尔沟、白杨河、拉甫却克遗址，焉耆七个星遗址等。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中，也清理出了佛寺，而莫尔寺遗址考古从2019年起就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是新疆第一个主动发掘的佛寺遗址，也是第一次对新疆佛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全面“扫描”。

延续生命

走近莫尔寺双塔，塔身密布的黑色孔洞令人无法忽视。这些孔洞，貌似佛像身上为了固定泥坯而钻的木楔孔，实际上并不是，那是飞虫蛀的洞。它们钻开佛塔蓬松的表土，在内部为自己筑了一个安身和繁衍之所，下雨时，雨水流入，便成为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

这些蛀洞令人心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莫尔寺双塔远不如堤坝坚固，这些飞虫也远比蚂蚁庞大。“一下雨，里面灌水，天晴后晒干就会干裂，长此以往，会是什么结果？”肖小勇说。

结果就是双塔会不断“掉皮”，不断被侵蚀，任其发展，总有一天会轰然倒塌。

距离一百多年前斯坦因和伯希和到来时，莫尔寺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斯坦因当时尚能看到佛塔的白石灰面，如今已经了无痕迹，只剩黄土裸露。对比外国探险家留下的照片、测绘图和记录可以发现，当时地面上还留有不少建筑墙体，现在大多已经塌毁。肖小勇说，如今一些建筑基址上还有矮墙残存，但与斯坦因的全景照片对比，比一百年前可能已经矮了一半。

如今南疆雨水明显增多，常常是强度很大的暴雨，今年8月某天持续下了一天多。气象局统计了近10年降水量，发现南疆夏季降水量增幅接近15%，暖湿化趋势明显。暴雨过后，考古人员常常看到双塔外立面出现冲沟，就像一股小型泥石流留下的痕迹。塔身至今留着几处较宽的冲沟，仿佛一道道伤疤。考古人员做过试验，用喷壶对着土遗址模型持续喷洒，两三分钟后，泥土便和着水流下。

更令肖小勇担心的是，莫尔寺遗址坐落的高台本身也一直被雨和风侵蚀。5年前台地上一处如馕大小的坑，现在已经扩张成直径一米多的大坑。一道道冲沟从高台俯冲而下，带走泥沙，也带走了高台身体的一部分。根据不断清理出的遗迹，他们发现一些地面和台阶都延伸到了台地边缘，这说明原初的台地比现存更宽广，它在不断垮塌和萎缩。

“高台是莫尔寺遗址坐落的基础，不排除有一天整个台地都会垮塌，那整个莫尔寺遗址都可能会崩塌。”肖小勇忧心忡忡，“现在肯定是加速度的。”

对莫尔寺的保护迫在眉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21年，文物部门已经对包括两座塔和寺院遗址在内的莫尔寺遗址核心区进行了维修保护，使遗址具备更好的抵抗自然侵蚀的能力。现在，遗址配备了两名野外文物看护员，每日巡查，尤其在暴雨之后，第一时间清理低洼处雨水，确保遗址本体安全。今年年底之前，还计划在遗址区架设10台球型摄像机和15台固定摄像机，对遗存进行监视防护。

每次考古发掘结束后，探方都会回填，再次埋入地下，让高台恢复原样。但实际上，高台不可能完全恢复原样，因为它本身就在不断流失。前两年刚回填的发掘区，如今又露出了肉眼可见的墙基顶部。“首先要修复台地，台地破坏太严重了，不能任由它流失。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台地增高一点，恢复到以前的高度？或者在上面增加一层保护层，还有台地的边缘也需要保护，保护住泥土。”肖小勇说。

这样一处遗址的保护，需要严格的规划、科学的试验才能确定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编制了《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涵盖本体保护和防护规划措施、周边环境风貌整治、未来展示利用与考古框架等内容。今年7月12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了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专家评审会，正推动规划的最终公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介绍，根据规划，未来将实施重点建筑基址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莫尔寺遗址防洪工程和莫尔寺遗址台地边坡及冲沟整治工程等。属地管理部门将委托专人，针对文物轻微损害进行日常性、季节性养护，包括但不限于卫生打扫、低洼排水、本体除草，以及地震、地面沉降及生物病害的监测等。

土遗址保护是世界性难题，且每一处土遗址由于地质、土壤、气候等环境的不同，面对的状况都是独特的。敦煌研究院为保护土遗址的石窟，专门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实验室，在漫长的、精细的科学实验后，才能对症下药。目前，全球范围内对土遗址保护尚未有系统解决方案，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正组织相关省市文物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新疆是保护技术实地测试的重要地区之一。

1800年任凭风吹雨打，莫尔寺依然能够留存至今，实属幸运。而从今往后，莫尔寺的存续，则不再仅仅依靠运气。

参考资料：

《佛教考古在新疆： 莫尔寺考古的发现与意义》，肖小勇撰；《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荣新江著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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